中国科幻文学似乎迎来了“最好的时代”。
有出版数据显示，从2011年到2016年，中国科幻小说出版总数从年度77种发展到年度179种，原创读物从35种发展到102种，增长量在一倍以上。中国原创科幻文学蓬勃发展，刘慈欣、郝景芳相继获得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雨果奖。2018年，美国克拉克奖表彰刘慈欣“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提升到世界水平”。一时间，中国科幻文学从一个小圈子内的类型文学走进了大众视野，科幻文学逐渐“破圈”、“出海”，成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关注的重要议题。
然而，在整个社会仿佛陷入“科幻热”的狂欢氛围中时，作为科幻文学的创作者与从业者，他们怎么看待中国科幻文学的现状与未来？拂去出版与传播的泡沫，当下中国科幻文学的整体发展现状究竟如何？在世界范围内，中国科幻文学到底处于怎样的位置？ 科幻文学与我们的思维方式、当下的社会生活现实之间，存在怎样隐秘的关系？
中国科幻文学的三次高潮和两次低谷
科幻小说（Science Fiction），全称“科学幻想小说”，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，二者缺一不可，共同构成科幻文学的两大特征。科幻小说以人类想象力为基础，以科学逻辑知识为准绳，将广阔的宇宙世界、未来世界与人类心灵世界相联系，致力于思考全人类都关心的终极问题，这是科幻小说的内在含义。
科普作家、科幻小说家、地质学家刘兴诗认为，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经了三次高潮和两次低谷，如今迎来空前繁盛的发展时机。科幻文学与其他文学门类一样，体现着鲜明的时代印记。科幻并非“无根之木”，它基于社会科技的发展，以及人类如何幻想和认识现实，因此幻想作品投射着更高意义上的社会真实。
科幻文学在中国出现于晚清时期，最早是译介外国科幻小说的“舶来品”。1891年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将美国作家爱德华·贝拉米的《回顾》翻译为《回头纪略》在《万国公报》上连载。19世纪末，随着对法国科幻作家儒勒·凡尔纳作品的译介，“凡尔纳热”在中国经久不衰，梁启超、鲁迅等人都相继翻译过凡尔纳的小说。1900年，由陈寿彭口译、薛绍徽笔述的《八十日环游记》是中国第一部外国科幻小说翻译作品。1904年荒江钓叟在《绣像小说》上连载《月球殖民地小说》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早的中国科幻作品。总体来看，这些作品既满足了中国人古已有之的幻想冲动和志怪情结，又切合晚清仁人志士期盼富国强民的社会愿景。
上世纪30年代的“科学大众化”运动，要求文艺作品以浅显易懂的语言承担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。这一时期，科普作品取代科学小说成为科学传播的主要载体。时代动荡，战争频繁，知识分子逐渐抛弃了凡尔纳式的乐观幻想气质，转而试图在H.G.威尔斯科幻小说所呈现的忧虑中寻找中国的未来。据学者任冬梅的研究统计，民国科幻创作大致有三条路径，一是科普科幻，二是狂想科幻，三是影射时局、批判社会的社会科幻。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全国上下形成科普工作的热潮，以文学艺术形式向读者传递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，因而出现了新中国的第一次科幻高潮。1950年，张然的科学童话《梦游太阳系》的出版，开创了新中国少儿科普科幻小说类型的先河。1954年，郑文光创作的《从地球到火星》成为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。刘兴诗认为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幻小说，它们大多面向少年儿童，每一篇都立足于实在而具体的社会问题，力求以通俗易懂、简单浅显的语言向儿童阐释科学原理，满足其科学幻想，承担起科普教育的重要功能。
1978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，随着全国科学大会的举行，以及“四个现代化”口号的提出，科学的春天悄然到来。“科学热”为科幻文学的复苏提供了空间和契机。1978年，叶永烈的小说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首印数达150万册，引发科幻小说的出版热潮。同时出现了叶永烈、郑文光、童恩正、刘兴诗为代表的“四大金刚”，科幻文学呈现火热发展的态势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因为一系列政治、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，中国科幻文学创作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沉寂期。
历经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萧条，中国科幻文学在90年代迎来新的繁盛。经过十余年的发展，科幻文学创作的人才梯队逐渐形成。老一代科幻作家注重提携新人，吴岩、星河、王晋康、韩松等人逐渐登上科幻创作舞台，“传帮带”效应凸显；科幻小说的出版、译介人才逐渐孵化成型，并在后来二三十年中形成扛鼎之力；科幻读者群也逐渐兴盛，科幻创作不断对新的题材、形式、主题和风格进行了多元探索。可以说，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科幻文学重要的发展时代，为新世纪科幻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
科幻文学与科幻产业
2015年，刘慈欣“三体”获得雨果奖，是中国科幻赢来世界瞩目的高光时刻。中国科幻创作梯队在继叶永烈、郑文光、童恩正、刘兴诗，刘慈欣、王晋康、何夕、韩松之后，出现了郝景芳、宝树、陈楸帆等为代表的“80后”作家，成为“后三体时代”科幻文学创作的主力军。
吴岩对科幻文学当前的成就做出了充分肯定。他认为，在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，当下科幻的发展都达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巅峰。科幻小说不仅在文学领域获得成就，对于社会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，尤其是对“双创”（创新、创业）领域的影响。“科幻热”助推诸多与科幻相关的文化公司的诞生，许多科技工作者、企业创新者都是在与科幻小说的互动中有所发展。科幻文学在引导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方面，亦有无法取代的作用。
陈楸帆说，“三体”、《流浪地球》这类既有国际影响力、又有市场效应的优秀科幻作品，不仅为科幻文学赢得整个社会的关注，也带动了中国科幻走向国际化的整体趋势。目前中国科幻正与海外媒体、出版市场建立联系，科幻从业者们将优秀的科幻作品翻译成各国语言，推向海外不同国家地区，力求逐步建立起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影响力。
科幻文学备受瞩目的现实，也让它的光芒照射到了更广泛的领域。从小众到大众，从文学到文学之外，科幻文学逐渐深刻地影响到影视、电子游戏、主题公园、科幻教育和科技产业等领域。
在2018年中国电影表现低迷不振的整体状况下，由刘慈欣科幻小说改编的电影《流浪地球》在新年伊始逆势上扬，最终收获46.55亿超高票房，不仅引发电影行业的轰动效应，也引发科幻文学界的激烈讨论，打开了中国科幻电影通向未来的一扇门。有从业者认为，近两年来科幻电影显示出了创作与改编数量较大增加、“轻科幻”产业模式初步稳固等向好特征，科幻电影昭示着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与增长空间。不少电影爱好者将电影《流浪地球》的诞生视为中国电影史的标志性事件。
青年作家糖匪发现，越来越多的科幻“亚类型”和分支出现在科幻文学领域。未来事务局、八光分、赛凡等科幻文化机构强势诞生，整体环境有利于科幻多元化发展，一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科幻生态圈正在逐步形成。“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‘软科幻’这个词汇的出现不那么频繁。这个在国内被误用多年的概念，终于渐渐淡出历史舞台”，糖匪说。
此外，在其他艺术类型中，科幻文学的贡献和成就也非常明显。今年4月的2019深港“城市建筑”双城双年展包含两个板块，即“城市之眼”和“城市升维”，从不同角度探讨城市空间与科技创新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。
问题与警示
刘慈欣在《我眼中的当代中国科幻文学》中曾言及科幻文学的本质困难是科幻与科技的关系：现代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，不断提供着丰富的素材，而如何将这些素材转化为文学想象力并加以呈现，这是科幻小说家最大的挑战。在“科幻热”的狂欢氛围之外，我们发现，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事实上也面临着不小的困境。
科幻作家飞氘提到，就整个社会层面而言，科幻是作为一种“话题”，而非文学门类获得关注与讨论的。大众对于科幻作品的兴趣，基本还集中在一些现象级作品上，在这之外的大量其他作品，尚未引起大众读者的普遍兴趣。他表示，“到底有多少人对科幻文学这样一种艺术作品感兴趣，很难说。”刘兴诗则强调，随着“科幻热”的兴起，不少劣质创作打着“科幻”的旗号，披着“奇幻”的外衣，不仅为当下中国青少年阅读带来消极的影响，还导致科幻创作发生“泛娱乐化”倾向，消解了科幻文学的严肃和纯粹。
作家队伍人才不足、青黄不接，是中国科幻发展的另一掣肘因素。《世界华人当代科幻群英谱》曾统计大陆正式出版过科幻作品的科幻作家有164位，这个数字相比于浩瀚的纯文学创作者而言，是极其渺小的。《科幻世界》主编姚海军也表示，《三体》之后，“我们突然发现后面的兵力有限，也很微弱，年轻的作家队伍规模有限，能创作长篇的更是屈指可数。这就是中国科幻的现实”。
对于当下科幻文学的影视改编热潮，许多作家、学者都表示出审慎的态度。韩松认为，有不少人投资中国科幻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，但成功的目前不多。《上海堡垒》的情况给人们敲响了警钟。当下中国，人们的科学素养普遍不高，对生计的关注大于对星空、对未来的向往，了解和理解科幻的人还比较少。另外，科幻创作在科学性、想象力和文学性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。王晋康谈到，从上世纪90年代发展到今天，中国科幻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、可用于科幻电影的文本资源。但科幻电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，需要时间的积淀、产业技术的完善，中国科幻电影真正走向成熟还需很长时间的积累。飞氘认为，科幻电影本身是个复杂的产业，科幻小说转化成科幻电影之后，在院线上的表现充满不确定性。《流浪地球》郭帆导演团队的成功经验表明，科幻电影的制作需要高超的艺术水准、极大的热情、投入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意志力，才有可能成功。
科幻是一种可以携带的特征
正如吴岩所说，科幻不仅是小说和虚构的故事，而应该是一种思维方式，是一种可以携带的特征。科幻文学的繁荣进一步使其打破了自身的壁垒，让“科幻”作为一种更广义、更包容的思维元素，延伸至社会现实与日常生活之中。
作家韩松洞察到科幻热潮的背后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，“中国梦”的提出使人们对未来怀有憧憬。工业化、信息化的发展、创新型国家建设加速，新一代更有科学素养和国际视野的年轻人登上舞台，使得新时代更具有技术感和想象力。另外，当今科学技术对个体的日常生活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，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，而在黑天鹅、灰犀牛频频出现的情形下，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焦虑，需要以文学的形式作出回应。科幻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现代人，尤其是年轻人精神上的需求。
或许正是这样的特质，让科幻文学与我们传统的文学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。糖匪谈到，科幻不同于其他类型文学，它没有固定的故事母题，像影子一样可以附着在所有的类型文学（包括纯文学小说）的故事母题中。爱情小说里未必是一男一女但必然有情爱，侦探小说里即便没有凶杀也有疑案，恐怖小说至少要有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。没有这些类型元素，以上类型小说就无法成立。科幻小说则不同，科幻文学不断借鉴挪用其他小说元素，不仅是类型小说也包括纯文学，同时随着历史推进社会变迁，不断呈现出与之呼应的新型“亚类型”。因此，她认为，“科幻文学与其是文学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形式探索，不如说是在文学体内自然生成。”
“科幻，是人类最大的现实主义”，陈楸帆认为，长期以来科幻文学被视为通俗文学的门类之一，甚至被归为儿童文学这样边缘化的位置。然而时代发展已经到了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经验中起到核心的、不可替代作用的阶段。在这样的语境下，科幻文学作为探讨人与科技之间互动关系的文学门类，可以成为主流文学的重要补充，以新的视角全面反映现实、探索现实。“我的小说也是现实主义的一种。只不过用了科幻的形态去表达现实，这个现实不光是我们理解的物理世界具象的现实，它也包括许多技术层面的、数据层面的、虚拟空间层面的这种现实，这都是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”，陈楸帆说。
朝向未来的科幻
“如果说四书五经代表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过去，那么，某种程度上，科幻文学代表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未来”，吴岩说。在当下，伴随着“科幻热”一同被热议的，还有对科幻文学未来发展的期待。下一部经典作品何时产生、科幻作品改编的困难程度，都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。
吴岩强调要对科幻文学的发展保持客观的认知态度。他说，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热衷于翻译凡尔纳小说，一度给予科幻文学很高的评价，但五四运动之后就很少再提及。过分夸大科幻文学的价值，给予其过高的期待，增加“责任的重负”，是毫无必要的。科幻无论如何都只是中国文化核心的一部分，而非全部。对于科幻和科幻文学的客观、正确的认识，应该是发展的前提。
糖匪看到，现在的科幻作者们正在走向越来越多样化的形态。无论是学科背景还是写作风格、审美旨趣，都不断地带给人惊喜。这种现象对于科幻文学来说，无疑是非常可贵的。在她的阅读中，语言学出身的作家昼温、艺术学出身的作家苏莞雯等，他们的作品都为读者带来了新鲜的体验。身在一个相对不被限制的科幻创作年代，不同的科幻文学作家会给出怎样更具个人创见的成熟作品，的确令人期待。科幻文学创作者普遍认为，要培育成熟的科幻文学创作、科幻产业生产的人才和读者市场群。其次，坚持科幻的“中国性”，将是中国科幻为世界科幻发展所贡献的独特力量。飞氘说，面对发达国家科幻文学的发展优势，中国如何为世界科幻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、新的思路，以及对于未来的想法，这是中国对世界科幻最重要的贡献角度。“不是只有清宫、点穴、红高粱、降龙十八掌才算中国特色，神舟飞船、玉兔、科学发展观，也都是中国特色……‘中国’不是一个僵硬不变的地域、族群、语言或者文化，她是一代代中国人在杂居、共处的过程中不断昂扬向上的追求和结果。”未来，飞氘希望自己与其他科幻小说家一道，一直秉持科幻的探索精神，在内容、题材、形式方面能创造耳目一新的作品。
在当下，“科幻热”的整体氛围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土壤，读者对科幻文学的渴望、出版界对科幻小说的偏爱、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成功实践等多方面因素，也正在合力助推中国科幻文学走向更高、更远。正如王晋康所说，近30年来中国国力飞速上升，保持这种科技发展势头，再加上中国的文化体量、文化特性与历史传统，中国科幻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。